《解放与改造》由张东荪在1919年创办，在五四时期风行一时，影响极大。刊名中“解放”的涵义本有整体性、对抗性的破坏倾向，故杂志对西方现代文明、中国传统文明、现有政权均取革命立场，倡导在“解放”一切现状基础上进行改造。同时，以讨论、宣传社会主义为职责，高谈主义而不重具体问题之研究、解决。然而，1920年梁启超、蒋百里等欧游归国，接收并整顿《解放与改造》，更名《改造》，扭转了此前由张东荪主导的革命倾向：舍弃“解放”中所带有的破坏性的战斗精神，对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均取渐进改造方式；同时，不再以社会主义为倡导，从原先的高谈主义，转为研究具体的问题。在思想界整体逐渐走向革命的潮流中，“梁启超系”却通过整顿《改造》，从革命回归改良，成为激进时代的渐进者。

以往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多注意其在五四学生运动影响下的转变，而忽视了欧战的深远影响。自清末至民初，中国人以西为新，视彼时西方现代文明为中国之未来，前期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部分改变了这一思想态势，时人认为原本被模仿的现代文明即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未来文明，并视之为新的“过渡时代”。“未来”总体混沌而未知，但又被认为超越甚至否定现代文明，思想界也随之出现“现代”负面整体化的倾向。正因此，时人以“未来”之名，部分消解了现代文明的正当性，同时一定程度上解救了被认为与现代文明对立的中国传统文明及其他被压抑的思想资源。西方现代文明、中国传统文明、预想中的未来文明，多元互歧、互渗互竞，角逐于五四思想界，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多歧性。